


二、文人壶 曼生壶
茶艺和茶道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而茶具是承载茶文化的重要道具,随饮茶方式而不断改变,如唐人推崇越窑青瓷茶碗,而宋人则崇尚黑釉建茶盏,这是由于黑釉建盏更适宜宋代盛行的斗茶。到明代,用沸水直接冲泡散茶的饮茶法,逐渐代替了唐代饼茶煎饮法和宋代末茶点饮法,对茶之原味的追求,色泽与口感的要求更高,对茶具也产生了新的要求。文震享在《长物志》中说“茶壶以砂者为上,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紫砂器遂成为明代以来的茶器之王。入清以来,宜兴紫砂壶发展已相当成熟,不少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工商巨贾纷至沓来,临近宜兴的溧阳也是紫砂器之重镇。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文人陈曼生闯入了紫砂壶的天地,把一个日用器具变成了茶人爱不释手、收藏家千金难求的艺术品。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以来是中国文人的追求。但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出世”与“入世”之间始终是一个令人煎熬矛盾的选择。尤其是在清代异族统治的时代,汉族出身的文人想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总不得不小心翼翼方能安身立命。这使得很多文人把人生追求转向了仕途之外的天地。古玩、戏剧、家具等成为文人们发挥才情,寄托理想的新平台。从明末张岱、清初李渔到陈曼生,莫不如是。像陈曼生这样才华横溢却仕途平凡的文人,经世致用的大志难抒,自然要从文学艺术上寻找出路,聊以自遣。对陈曼生来说,参与紫砂壶的创制,既提供了舒展才华的一片新天地,更刷新了他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曼生壶也成就了他的百年身后名。
浙派篆刻名家、西泠印社篆刻创作研究室主任余正先生《浙派篆刻赏析·陈曼生篇》
在这之前,紫砂壶器型主要传承和模仿着陶器、瓷器、青铜器的型制,有机会大家可到西安半坡博物馆去欣赏五千年前的中国陶器,宜兴紫砂壶充其量也就是和其它陶瓷产品一样,是工匠手中出来的工艺品而已。乾隆时期,皇家在宜兴订烧紫砂器,在壶上施绘琺瑯彩,虽用心良苦,并没有把宜兴紫砂壶送进艺术殿堂,反有画蛇添足之感,在宜兴紫砂壶的制作历史中昙花一现。
八壶精舍台湾梨山茶区风景图
那么,为什么陈曼生和杨彭年的结合会使宜兴紫砂壶成为追求清新自然、朴实无华、得之天趣的士大夫及文人阶层所喜欢的紫砂壶艺术品呢?一方面,杨彭年的制壶技术自然无可挑剔。据《耕砚田笔记》云:“彭年善制砂壶,始复捏造之法。虽随意制成,自有天然风致”,由杨彭年制成的茗壶,玉色晶光,气韵文雅,质朴精致,为文人所好。但是,如果没有曼生的参与,杨彭年很可能还是跟其他工匠一样默默无闻的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陈曼生以文人身份参与制壶,将他的诗书画印的功力用到制壶上,才使杨彭年制的紫砂壶发生了质的飞跃。
陈曼生于诗、古文、词、书、画、金石、篆刻皆擅胜。曼生有才,但毫不古板,无论写诗作画、篆刻、做壶,都有一种信手拈来的轻松。正如他自己所说“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他画的《秋菊茶壶图》中有一段跋文:“茶已熟,菊正开,赏秋人,来不来”,话语直白简单,寥寥几句,天趣尽现。这样的信手拈来绝非毫无根基的随意之作,而是在极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基础上,化繁为简的神来之笔。陈曼生以他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独特的审美情趣,结合其人生阅历并对生活的细微观察,取诸自然现象、器物形态、古器文玩等精心设计紫砂茶壶,使得紫砂壶超越了简单的茶具功能,成为紫玉金砂与书画翰墨的结晶。
陈曼生作品《秋菊茶壶图》
紫砂壶虽小,陈曼生毕生所学以及天赋灵性却尽在其中。陈曼生参与创制壶型,无论是取法斗笠的笠荫壶、取法匏瓜的匏壶,或是由井栏而出的井栏壶,都依物造型,又因材制宜,既打开了紫砂壶型陈陈相因的局面,又保持壶的实用性以及得手蕴藉之可爱。史传有曼生十八式,又有曼生三十八式,我们无法确证哪一个说法更准确,却足可见曼生对紫砂壶发展的贡献之大,毋庸置疑。
陈曼生的文学功底用在撰写铭文上,机智风趣,寓意深远,铭文与壶型相得益彰,耐人寻味。笠荫壶的铭文“笠荫暍,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无说曼生铭”。说的是斗笠与茶,却又与佛法相通,品茶之余更可参禅。他在书法上追求的金石味,与紫砂这种材质可谓相得益彰。铭文的一笔一划之间尽显书法篆刻之功力,远非一般制壶匠人能及,正是“壶依字贵,字随壶传”。
八壶精舍摹古曼生笠荫壶
除了杨彭年,陈曼生身边还围绕着改七芗、汪小迂、郭频迦、江听香、高爽泉、查梅史等众多的同好诸友,日常公务之余,一起辨别砂质、设计壶型、撰写镌刻壶铭,互相切磋品评,成为他人生中最为赏心之乐事。一个匠人的活计,被文人陈曼生玩的风生水起,不亦乐乎。陈曼生成全了紫砂壶由日常器具晋升为文人赏玩之物,而紫砂壶也不负曼生,把曼生之名流传至今。
文人审美的介入,是曼生壶区别于其他紫砂壶最重要的特征。曼生壶的产生,是紫砂壶产生的历史脉络的延续,是文人参与紫砂壶艺术的杰出成果,是紫砂壶艺术在中国艺术轨道中必然达到的人文高度,也成为中国茶文化向高文化演进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