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壶精舍三题
八壶精舍三题
文/郑重
魂归西湖
西子湖畔漫游，在湖光山色中，可谓移步换景，无论是前人遗存的古景，或是今人营造的新景，都是某一时代的文化标志，其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杭州西湖的故事多，和古景新景都是有着关系。可不是吗，你看那在绿荫丛中，在数本芭蕉、几簇翠竹的掩映下，“八壶精舍”几个金色大字闪现出来。穿过拱形门，进入陈列室，就可看到钤有“桑连理馆”、“阿曼院室”印记的曼生壶了。
“八壶精舍”是海派画家唐云的斋名。唐云的乡情浓于酒，在画作的款识中一生都题写着“杭人唐云”自不用说，为了纪念父亲的中药铺，他总是以“药翁”或“老药”自许，他随妻在富春江畔的大石山生活了多年，最常用的斋名就是“大石斋”或署名“大石山人”。独有“八壶精舍”是以赏玩收藏八把“曼生壶”而得名，并请篆刻名家叶潞渊为他刻了“八壶精舍”大印，可见这个斋号非同一般了。
抗战期间，唐云走出杭州，携家带口到了上海，虽说是落脚生根，但生活还是处于维艰多难的时刻。一次，朋友相遇，酒热耳红之际，在醉眼朦胧中看了陈曼生创作的瓜型壶，和壶上“试阳羡茶，煮合江水，坡公之徒，皆大欢喜”的壶铭，如饮陈酿，醉上加醉，随以四两黄金将此壶购下，装入袖中，挟醉而归。唐云由此钟情于曼生壶，先后购得扁壶及合欢、提梁、匏瓜、笠荫、井栏、石瓢诸壶，还有搏浪椎、树瘿、汉铎、莲子、僧帽、袱印等清代名壶。曼生壶的石铫、横云、井栏、合欢、却月、方山、瓜型、覆斗等十八式样，有不少已经聚集在八壶精舍。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世界、国家是这样，人与人、人与物何尝又不是这样，千里搭凉席，没有不散的时候。唐云磊落大度，放眼云山，对自己的收藏也是拿得起，放得下。他爱画入骨髓，但对以师尊之的华新罗、吴昌硕、赵之谦等人的名品，他可以送人，或者用来和别人交换自已更欢喜的来西。明式坐椅，可以用作结婚礼品送给朋友。在他的藏品中也没有看到以“宜子孙”或“子孙永宝”的印记，但是对所藏的曼生壶却系之情素，期望聚而不散，长相守，勿相忘。药翁生前，在大石斋和笔者品茗啜饮，曾道出他对自己所藏曼生壶的这种心绪。
陶器与人类相伴由来已久，但是对茶器的认识与讲究，却是从宋代开始，随着饮茶、品茶、论茶之风盛行，制壶技艺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煮茶的大壶转向文玩小壶，从单纯的实用走上实用与艺术欣赏结合的新的审美观念。在元代的茶器上即出现了“且吃茶”的题句，应该是文人参与撰写壶铭的发端。明代潘允瑞、董其昌、陈继儒都乐于其事，到清代嘉庆年间的陈鸿寿，达到了文人参与制壶的高峰。
陈鸿寿，又名曼生，浙江钱塘人，是药翁唐云的同乡，擅长篆刻，为“西泠八家”之一，情趣和药翁又有些相近。在他任栗阳县令期间，受宜兴紫砂文化的浸染，对茗壶产生了雅兴，不久即结识了制壶名家杨彭年、杨宝年、杨凤年兄妹，参与之念油然而生，先后创造了茗壶十八式，一一撰题壶铭，接着又有他的幕僚们共同参与，促使宜兴陶艺空前发展，陈曼生在栗阳为官五年，流传下来的一把壶铭有“曼生督造茗壶第四千六百十四”。陈曼生制壶为数可谓不少了。谁又能知道他从栗阳任上告老回乡，又带回去几把紫砂茗壶呢？如果曼生老人泉下有知，应该愧对乡亲了。
乡情绵绵，时间经历了百年，药翁唐云成为曼生老人的身后知音。他用大海捞针的精神，寻寻觅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发掘搜存曼生老人遗留在人世间的紫砂茗壶。药翁不只是发现了，而且得到了，伴随他生活的时间较曼生老人更为长久，使他们的指纹、体温及精神结缘在一起来，带着他们的灵魂落叶归根于西子湖畔。
壶之为器，用则活，活则灵
藏壶的人，不一定喜好饮茶；爱饮茶的，又不一定对壶有所认识和了解。药翁不但知壶、爱壶，而且是以品茗为乐。
药翁好饮，这个饮字中包含着饮酒与饮茶。药翁好酒，每天也不过两餐而已，并不像魏晋时代的酒鬼，抱着酒罐子，终日在醉中。而药翁对于茶，正像魏晋人对于酒，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啜茗。清晨起来，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饮茶，清洗肚肠中的糟粕之气；晚上入睡之前，一天中的最后一件事还是饮茶，涤荡胸中的尘埃之气。
笔者某次和药翁聊天，即问之：“茶与酒，到底哪个对你最重要？”
药翁说：“都重要，酒有酒的妙处，茶有茶的功能。不过，我在梦中常常是饮茶，而不是饮酒。”
我说苏东坡不但梦中饮茶，还写了回文诗。他是：酒饮绝，肉吃绝，茶啜绝。
药翁说：坡翁还有一绝，即是诗写绝。饮酒、吃肉、喝茶的诗，都被坡翁写过，我辈虽然有酒、肉、茶三绝，但诗不敢和坡翁相比。不过，坡翁用来泡茶的肯定不是紫砂茗壶，饮的茶也没有我饮的茶多。
虽然没法考证谁饮的茶多，我想坡翁和药翁饮茶的路数也是不相同的。坡翁有朝云在身边，当然不会让他动手煎茶，什么“鱼眼”、“蟹眼”，只不过站在旁边看看，用文学语言来形容泛起的茶泡罢了。药翁身边没有朝云，煎茶要亲自动手。笔者每去大石斋，沿梯登楼，只见楼道的一边排列着许多大的玻璃瓶或塑料桶，那都是从无锡运来的惠山天然泉水。煎茶只煎水，自古以来饮茶人都知道水的重要，药翁一肚皮有关水的故事。有一年他在杭州品茶，茶叶研究者曾用虎跑泉水、西湖水、雨水、井水和自来水，分别泡同样的龙井茶叶，评比水之优劣，以虎跑泉水冲泡为最佳，以下次第为西湖水、雨水、井水和自来水。正因为有这样的体验，药翁冲泡茶多以惠山泉水为主。
大石斋中有一鼎陶制三角风炉，每到入冬，斋主都是亲自点火煮水沏茶。他先用作画写字的废纸，把炉内木炭点燃，然后把一只陶制大壶放在炉上煮水，选壶放上茶叶，待水煮沸后稍待片刻才沏茶。药翁常用来沏茶的就是那把壶身刻有折枝竹子瞿子冶制的石瓢壶。壶铭为“翠雨萧萧，人过茶寮”。瞿子冶是继陈曼生、朱石梅之后的金石大家，自题、自画、自刻。药翁常用的这把密而不繁，富有生活气息而又格调高雅的壶，特别是壶上镌刻、古意盎然，韵致怡人。药翁对此壶的欢喜不在曼生壶之下。药翁常用来待客的还有一把瞿子冶制石瓢壶，壶上画了数笔兰草，并题了两则壶铭，一则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同心之言臭如兰”，另一则为“画竹多而作书少，人道余书无竹好；偶然作此当竹看，又道竹不如书老。”对几把曼生壶，药翁则是轮翻使用，这把壶用上几天，然后又换上另一把。大石斋藏曼生壶八式，壶身包浆内敛，虽不是锃亮夺人之目，但是带着人的手感体温，给人留下温婉可亲的朴实之感。这样的包浆效果不是用茶叶水煮泡养出来的，而是药翁用手摸出来的。
某日，笔者和药翁谈他对曼生壶的收藏，他说：紫砂壶不是钟鼎之类的青铜大器，即使是名壶，也不过是用来饮茶的实用之物。陈曼生从制壶中得到乐趣，我是从用壶中得到乐趣。他说：“曼生壶也只不过是饮茶之器，既是器，也就成了身外之物，当常用之，只有用才能变成身内之物，才能达到物我两忘，世人多不知此。”药翁还说：实用的东西不用则死，壶也是这样，用之则活，活了也就有了灵气。当今，再想玩曼生壶当然是一种奢望，但玩名人之壶的人还为数不少，但未必能有药翁这样以“趣味”为尚的玩法。药翁所藏不只是曼生壶，其他还有书画和众多的文玩，都能以平淡之心对之，他说：“我不想用古董来装饰，我要用，能使用的东西就用，字画我挂起来，自己看，也给别人看，这样才能体会到收藏的乐趣。”
药翁对所藏曼生壶虽自榜为身外之物，实则他爱之如生命。那些名壶在他手中虽然常用之物，但壶身则一尘不染。不用时，有的用布套套好，有的用纸包好，然后再放进特制的锦盒中，一般也不肯轻易示人。每当携壶外出，他不会把壶放在旅行箱中，而是把壶装在一只竹篮中，自己提来提去。有一把他用了38年的曼生壶，因自己的不慎而被打破，不是心痛，而是内疚和不安，对笔者说：“我这是造了孽啊，流传于世百年的茶壶，竟然葬送在我的手里。”
不谈佛法不参禅
药翁唐云，是名士风流，朋友很多，画友、文友、诗友，还有僧、尼、道等，他的朋友无所不在，尤其是有几位高僧，都有较深的交往。青年时代他和杭州南屏山高僧巨赞成为知音，来到上海直到晚年和若瓢和尚如同一佛门的师兄师弟，还有他那形象：宽额、大耳、丰而圆的面庞，常带微笑，慈眉善目，再加上大腹便便，只要再披上一领袈裟，就是一尊佛了。因此人们都认为药翁长于茶道，啜茗时也充满着佛性禅机，其实不是这样。
抗战始发，药翁率家人由杭州来上海，到了宁波延庆寺滞留两个多月，受到长老静安和尚善待。临别时药翁为他画了一本册页，题句曰：“君谈佛法，我画云山； 溪声山色，酒里同参。”静安以出家人不受身外之物为由，没有接受，和出家人在一起，药翁只谈茶与酒，不谈佛说禅。对“且吃茶”、“吃茶去”的茶话，高人都以充满禅机来解释。某日笔者和药翁谈到这两句被视之为禅机的话，他说：“你不要中邪，吃茶就是吃茶，很纯净，没有别的杂念。”
药翁所藏曼生壶，每把壶上都篆镌铭语，他认为陈曼生题的壶铭也有牵强不当之处，他最欣赏的还是笠荫壶铭文：“笠荫暍，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无说。”他对这壶铭的解释是：曼生这个铭有他自己的切身体验，斗笠能遮挡烈日，茶能解渴，这是一个人对自然的体验与享受，人人都有这样的体验，还要佛说清楚干什么呢？药翁不但藏壶，而且制壶，题写壶铭，他为瓜壶题铭曰：“欲乞东陵种，何人忆故俟。凭君范一个，拓我小窗幽。”诗的前两句讲的古代东陵种瓜的典故，后两句则落实自我世俗生活中。药翁也设计了一把井栏壶。壶上画了两只小鸡啄食长生果，壶铭为“饮之可以得长生”。在另一把掇球壶题铭曰：“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你我； 两头是路，吃一碗各奔西东。”这应该是他在画室中以茶待客的写照，是生活实景。药翁的“吃茶就是吃茶”，和“且吃茶”、“吃茶去”一样，都是吃茶的最高境界，单纯自然，而没有任何附加的所谓佛性或禅机。
饮茶本来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善饮者多是注重内心的享受。药翁用曼生壶固然是一种享受，但那些用斟茶的杯盏和饮茶用壶是不配套的，看似有些杂乱，但药翁却能从中得到享受。紫砂陶杯能吸附茶叶，积茶锈于杯壁，蕴蓄茶香，传热缓暖，药翁用时自然是一种享受；但景德镇白瓷，泡着绿茶，药翁也感到其中的高雅境界； 玻璃杯透明，药翁常用来泡碧螺春，注目于嫩绿颜色和其叶的浮动，把他引用成人生浮动的另一种境界。他似乎是万物皆备于我，都可以带来适意快乐。谈到茶具，药翁说：“玉器和玛瑙茶具，则不入我这村野的布衣人家，除了表示主人的华贵，是不会给饮者带来什么清福的。”
崇向自然，适意为上，是药翁的饮茶之道，对那些注重形式的茶道，他都兴趣不大。我们在讨论茶道时，他说：尤如你来了，我把小炉子点燃起来，沸水泡好茶，各人随意，自斟自饮，何等自然。崇向自然，这是中国茶文化的传统。古代饮茶的人多是僧人、隐士、诗人，他们的人生清雅俭朴，林江溪，对青山，在饮茶中饱赏大自然的情趣，所求只在适意二字。这些都是皇室贵族享受不到的，所以在这一群体中，饮茶的故事就不多。在大石斋中，药翁的崇向自然的心态随处可见，在沈尧臣用锡制作的瓜形罐上刻有铭文：“绿荫漫竹架，瓜熟喜春秋；堪作学人馔，恬然兴味幽。”还有刻着“眉上白”的茶叶罐的铭文：“垂叶似碧，结实如金，书窗闲对，抱膝长吟”还有药翁为许四海制作的石瓢壶，药翁画了一丛翠竹并题铭曰：“竹里清风竹外尘”。可以说药翁崇向自然，是他秉性中所固有的，贯通天地，不是后天修练而成，别人也是无法学到的。药翁“崇向自然，适意为上”的饮茶之道，也就是今天在喧嚣的尘世中人们所向往的“和、静、清、寂”四字，对更多的好茶者来说，这只能作为追求的理想，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很难了。
由文人的参与，给紫砂壶注入了文化精神，但它毕竟还是生活中实用之物。药翁曾经想到如何用仿古的方法，对曼生壶及古代名壶进行普及，使大多数茶的爱好者都能享受，不再仅仅是文人把玩的小摆设。大石斋中一把曼生壶盖破损，他请制壶大家顾景舟用紫砂配制，直到第十只壶盖才与壶妥贴吻合。药翁可能是感到曼生壶仿制之难，望而却步，没能进行下去。“八壶精舍”移居南宋故都，生根于西子湖畔，八壶精舍文创中心应运而生，实现药翁未竟之愿，开始对曼生壶仿制，形、气、神如何，无论是死者或生者，对真迹下一等的曼生壶都在拭目相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