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中俊杰 壶之瑰宝

 文/何健（台湾）

人中俊杰　　壶之瑰宝

 台湾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最适合茶叶生长的自然条件，自十七世纪野生茶树被发现及利用，十八世纪引入闽北武夷山的茶树品种，十九世纪展开了辉煌的台茶外销史，二十世纪不但引进印度阿萨姆红茶，更致力于新品种的培育和制茶技术的精进，时至今日，成就了全方位和高质量的茶叶生产基地。由于地缘的关系，自明郑时期起，大量的福建居民移入，基于故乡情怀，他们带来了以小壶小杯啜饮的「功夫茶」品茗方式。这样的功夫茶延续至上世纪八〇年代初，当台湾茶艺兴起之际，自然成为一种主流的饮茶方式，并加以发扬光大。在这极为讲究的功夫茶具里，最是核心的莫过于茶壶，而茶壶当然又首推「宜兴壶」了。

 上世纪八〇年代，当我在台北故宫学习中国陶瓷之时，就深深地被宜兴紫砂所吸引。它虽短短的只有五百年的壶艺史，却凭借着吸水透气俱佳，可塑性强的优质土矿，精湛独步的成型技术和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等优异条件，足堪与明清官窑景德镇分庭抗礼。最为关键的是它的作品以壶为主，而台湾是优质茶的产区，于是乎开启了我专注投入宜陶研究的初心。然而开始时可参考的数据文献不多，能入眼上手之器物更是不可多得。虽说如此，但仅短短一、两年间，先是一九八二年六月，九壶堂詹勋华老师编着了『宜兴陶器图谱』，书中难能可贵的收录了新加坡宋芝芹先生，得自『阳羡砂壶考』作者李景康的未发行图谱下卷孤本和旧藏，以及部份台湾藏品。无独有偶的同年十一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本美乃美，合作发行中国陶瓷全集第二十三集宜兴紫砂，书中收录了当时国内博物馆和私人重要的收藏品及作品，这其中著名书画家唐云先生所藏的文人壶，更是质精量多、美不胜收。接下来的十余年间，更多的出版品、工艺师信息，藏家和古今宜陶作品涌入台湾，成就了宜兴陶艺市场的历史高峰。在这蓬勃发展的期间，于我的学习研究，和上手大量的实物经验累积后，总结出的心得是宜陶之美，首先是在纯朴的生活经验中所吸收的创作养分，从自然形到几何形，再结合为自然几何形。明末景德镇瓷工颠沛流离，有人来到宜兴，带来了原属于官窑的些许富贵气。然而最为重要也是最吸引我的，莫过于清中时期，由西冷八大家陈鸿寿研制的曼生壶，所引领出结合了生活、文化和艺术于一体的文人壶系列。

 八十年代中，我远赴新加坡，购得了瞿子冶的石瓢壶、杨葆年的钟鼓壶和吴昌硕刻、黄玉麟制寿桃壶，这三把壶丰富了我对文人壶的认识，也更加深了我对唐云老藏壶的仰慕之情。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在香港铜锣湾柏宁酒店与顾景洲先生漫谈传统宜兴陶艺，顾老还特别推崇赞许了唐云老所藏的曼生合欢壶。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九九三年春，在香港锦锋公司赵小蝶女士的陪同下，我与当时台湾最为著名的宜陶收藏家王度先生，一同造访了唐云老位于上海的寓所。甫一进门，就被那墙上悬挂的书画碑帖，和随意摆放的文物古玩吸引的目不暇给，唐云老收藏之丰富而精雅，绝非仅只于宜陶这一单项。众人寒暄之后，也属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的唐家公子为我们沏上了新绿的龙井，唐云老一件一件地取出他珍藏多时的宜兴茶壶，终于心仪许久的宜陶文人壶系列珍品逐一在我眼前展开。内心之激荡澎湃，实在无法言喻。唐云老见我对其藏品如此恭敬谨慎，且细细端详欣赏，兴致勃勃的为我解说每一把壶背后的故事。从金石篆刻与书画的结合，从海上画派到浙派，从曼生、子冶一路到任伯年、梅调鼎（赧翁），如数家珍。一整个下午，让我浸淫在宜陶集练泥、成型、书画和金石陶刻于一身的文人世界，也感染了他老人家丰厚的学养和谦冲祥和的态度。离开上海之后我们直接转往宜兴，在顾老家中我告知欣赏了唐云老藏壶的心得，顾老感慨地说，还是你们好，看遍了海内外的许多好壶，不像厂里的陶工，没多少人看过几把好壶……数月后，我在台湾听到了唐云老仙逝的消息，震惊难过之余，更感念他在宜陶文人壶系列所投注的心力，让后生晚辈如我，能上手细细的端详，这以茶为核心，结合了书画、金石与壶艺于一体的艺术呈现，饱含中国文人雅趣的文化品味。光阴似箭，辗转已过了二十个年头，一直心系着唐云老这批旧藏，现今时不知是否依然安好，毕竟这是唐老为传统文化尽的极大心力和成就。这份长久以来的纠结，却不经意的在整整二十年后的二零一四年打开了。

 二零一四年某日午后，台湾陶艺家朋友带来了他的客人造访冶堂，介绍说是从杭州来的刘先生，既是远道来的朋友，礼当奉茶招待。数盏茶罢，闲聊中台湾朋友提及刘先生所居住的杭州保管着一批绝佳的曼生壶，我不以为意的随口说了一句，「三十余年来，我所知所见质量俱佳的文人壶收藏，非唐云老莫属」。孰知刘先生听闻后眼睛为之一亮，说道他说的正是唐老的旧藏，在他往生后捐献给杭州唐云艺术馆的曼生壸，而他也在杭州南山路上成立了唐云艺术馆八壶精舍文创中心。这一来，反倒是我心头一震，汗毛竖起，庆幸着这批曼生壶非但没有散落，还都好端端的被妥善保管着。不仅如此，刘钧深先生为了传统文化的延续，还用了最严谨的态度，从事曼生壶的再现工程，听后不由得头皮一阵发麻，因为我的专业认知清楚的知道，这是何等艰巨而又难以实现的理想啊！从练泥、成型、陶刻，印款到窑烧，有太多的专业问题要克服，过程中又有难以数计易于导致失败的变数。最终完成之后，还要能够保有原制壶者杨彭年制作时及成形后壶所显现出的开阔大气和最难呈现的曼生所赋予壶的文人气。然而，在刘先生坚定的眼神和语意之下，我只能给予由衷的感佩和十二万分的祝福。

 二零一五年六月，刘先生再访冶堂，告知一路敲破失败的壶，到了第四个年头，终于有了些许的成果。这真是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不但为刘先生的坚定、努力不懈的付出心力而取得成绩感到高兴。更为了无论是设计刻铭的曼生、制壶的彭年、收藏的唐云老和延续再现的刘钧深，这一脉相传的宜陶文人世界，真可谓成就了「人中俊杰，壶之瑰宝」。

冶堂　何健撰于台湾·2015年6月12日